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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之窗

罗瑞卿因“忤逆”林彪蒙难“文字狱”

  “七千人大会”之后,林彪大获“文字誉”,罗瑞卿却滑向“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

  1955年9月17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命令:林彪担任国防部长,罗瑞卿担任总参谋长;9月26日,中央政治局决定: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罗瑞卿为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从此,罗瑞卿与林彪开始合作共事,虽然他对林彪的一些“左”的思想有些意见,但总体上两人还能相安无事。

  1961年底,罗瑞卿同林彪夫人叶群(林彪办公室主任)因为文字结怨,发生了一次正面冲突。当时,党中央决定在1962年1月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并指定林彪要在这个会上发言。作为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便奉命组织一个班子为林起草发言稿。一天,在军委驻地三座门讨论这个发言稿的第四稿时,叶群指手画脚地说:这篇稿子还存在不足,“毛泽东思想是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形成的”这句话意思不完备,应该加上“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天才”这几个字。

  罗瑞卿不同意,他用商量的口吻说:“现在已经不再提个人天才了呀!”

  叶群显得很有“水平”,颇为理直气壮地说:“个人天才,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才不提了,斯大林时代还是提的,现在对毛主席,在中国和在全世界,都可以这样提。”

  罗瑞卿不以为然,很严肃地对叶群说:“‘毛泽东思想是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形成的’这句话不是我写的,这几个字从中南海出来的,是田家英提的。”

  叶群振振有词:“田家英提的不等于是毛主席提的。即使退一万步说,是毛主席叫田家英提的,那也是毛主席自谦的意思。我们现在用这个话,在客观上贬低了毛泽东思想。”

  双方争执不下。到第五稿时,罗瑞卿仍然坚持不加“个人天才”的字样。发言稿送到林彪那里,他看后十分不悦,决定撇开这个稿子,另起炉灶。

  1962年一二月间,为扭转“大跃进”以来的经济颓势,党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与这次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调相反,林彪的发言别具一格:“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林彪讲完,毛泽东便带头鼓掌。会后,毛泽东又让罗瑞卿、王任重、田家英把林彪的稿子在文字上作一番推敲,然后批示:“此篇通看了一遍,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他指示,将其“发给党内干部学习”。

  4月29日、30日,毛泽东在武汉梅园同罗瑞卿谈了两次话,问:“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你能不能讲出这样一篇来?”

  罗瑞卿回答:“我怎么讲得出来?我水平差得远,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出来。”

  毛泽东说:“讲不出来,可以学嘛!这次你们给他准备的稿子不能用,还不是他自己写出提纲去讲的。”

  听毛泽东提到自己组织“准备的稿子不能用”,罗瑞卿心中不能不直犯嘀咕。

  林彪因文字获誉,决定继续吹捧毛泽东,以捞取政治资本。

  1965年春天,《解放军报》的起草了一篇社论,标题根据林彪思路定为《突出政治就是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第一个小标题是“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主持修改这个社论时,罗瑞卿指着“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问社论起草人:“这个提法是不是林副主席的原话,还是你们的记录?以前公开见报没有?”大家回答:“这是林副主席在上海说的原话,报上也用过。”罗瑞卿感到这个问题牵涉到对毛泽东的评价,提得跟中央、毛泽东的提法不一致不好,便给当时分管理论工作的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打了一个电话。那时,康还没有与林勾结,所以实话实说:这是新的提法,如果要这样提,恐怕应问问中央常委,甚至恐怕还要问问主席自己。……还是按党中央原来的提法稳妥。于是,罗便将“最高最活”几个字删去了。

  6月29日,在罗瑞卿家讨论总政治部为再版《毛主席语录》起草的“前言”。在“前言”中,起草者又写上了“最高最活”。还是因为对“最高最活”的提法没有把握,罗又立即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田答复:“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最高,那么今后再不能高了?是不是还有次高啊?最活,是不是还有次活?难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是死的?说是顶峰,也不科学,到了顶峰,难道不能再发展了吗?”由于征求了田家英的意见,“最高最活”的提法又被从“前言”中删去了。罗瑞卿万万没有想到,这后来竟成了自己“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证!

  当时,林彪夫妇正在呼和浩特休养,罗反对“最高最活”的提法,让他们大为恼火,给罗又记了一账。

  显然,“七千人大会”之后,林彪大获“文字誉”,罗瑞卿却一步步滑向所谓的“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

  罗瑞卿拍板用“北稿”,否定了林彪的“南稿”

  从1960年1月1日起,《解放军报》每年都要发表一篇元旦社论,总结上一年度工作,提出新的一年的任务。1964年初冬,预定发表的1965年元旦社论《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更高举,使创造四好连队运动落实再落实》已经出炉。同当时许多文件一样,这篇社论提出了“三面红旗”、“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等“左”的口号,同时充分肯定了1964年军事训练成绩,肯定了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肯定了“大比武”。

  从1964年1月起,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罗瑞卿领导总参谋部在全军掀起了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群众性练兵运动,史称“大比武”。当年1月到10月,罗瑞卿不辞辛劳,不畏寒暑,先后十多次到全国许多地方,深入部队,了解情况,观看表演。1964年的6月15、1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检阅了北京、济南部队的军事汇报表演。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这次军事大检阅,极大地振奋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我军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

  但是,林彪认为“大比武”冲击了“突出政治”,因而百般发难……

  罗瑞卿对1965年元旦社论稿进行了精心修改,又派人送给身在广州的林彪审定。林彪不甚满意,提出要写上他的“突出政治”指示的内容。于是,按照他的意思,在广州的总政工作组便对稿子进行修改。修改稿在回顾1964年工作的第三段,特意删去了“推广了郭兴福和郭兴福式的教学法”等内容。关于“四好”内容(即政治思想、三八作风、军事训练、生活管理)以及今后工作,修改稿都重新写过,文字大为增加,有些地方显得拖沓、啰嗦,有些地方存在语病。这样,便出现了两个稿子,《解放军报》工作人员中遂有了“北稿”、“南稿”的说法:由罗瑞卿亲自主持、由《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等人在北京起草的稿子,是为“北稿”(或“罗稿”);经林彪多方授意,由《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等人在广州对“北稿”的修改稿,是为“南稿”(或“林稿”)。

  “南稿”送到北京后,罗瑞卿便召集华楠等人研究如何修改,大家都感到“南稿”、“北稿”差距太大,实在无法统一。不得已,罗瑞卿便打电话给刘志坚、唐平铸等人,叫他们回来:“你们不回来怎么办?两种意见走不到一起了。”12月30日,刘志坚等回到北京,当天“南稿”、“北稿”起草人济济一堂,在三座门研究修改问题。到31日,因第二天就要见报了,不允许久议不决,罗瑞卿便拍了板,以“北稿”为基础,恢复了关于“推广了郭兴福和郭兴福式的教学法”等文字,肯定1964年军事训练的成绩,同时参照“南稿”,加上了“一定要突出政治”,对“南稿”中有语病的段落,修改后再加以采用。同时,删去“军事、政治、生产等各方面,如果发生矛盾,要让政治突出,其他的让路”这样的文字。

  可是,罗瑞卿并不知道,在他拍板元旦社论稿前夕,林彪在广州做了一件“大事”。12月29日,晚上11时,林彪接见了元旦社论稿“南稿”主笔、《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审定了《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赫赫有名的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第一稿。“指示”提出:“一定要突出政治,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为我们全盘工作的基础。……军事训练、生产等和政治工作发生了矛盾,要给政治工作让路。”“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今年,“军事训练搞得太突出,时间占得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如果听其自流,不敲警钟,那就不得了”。

  由于没有摸清林彪的心理,罗瑞卿犯了林的大忌:“我拍板用‘北稿’,不但是否定了林贼钦定的‘南稿’,也实际上是否定了林贼抛出的‘黑指示’。”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罪名”:擅自决定用“北稿”,“是想显示自己比林副主席高明”;删去林彪敲定的“军事、政治、生产等各方面,如果发生矛盾,要让政治突出,其他的让路”等文字,则是“事实上反对突出政治”。

  罗瑞卿两次修改林彪的“指示”,三次讲话对“突出政治”进行“辩证的理解”,林彪决定兴文字大狱

  1965年1月4日,罗瑞卿将经过自己组织人润色的《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以军委名义下发到军以上党委。1月6日至8日,他又在北京组织召开军委办公会议第八次扩大会议,传达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但是,与会的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等异口同声:不赞成否定1964年军训和比武的成绩。

  林彪没有想到,在他讲了“突出政治”之后,还会有那么多人肯定1964年的军事训练和比武,遂于1月9日再下阴招:指示罗瑞卿将下发到军以上党委的《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收回,组织一个班子,广泛收集下面对这一“指示”的意见,对这一“指示”作进一步的修改。

  罗瑞卿接手这一任务后,叶群几乎每天都要给罗打两三次电话,翻来覆去地说:“林彪同志说了,一定要突出政治。但他又不放心,怕搞上去了的军训成绩又垮下来,要你在修改时注意掌握这一点。”

  在修改过程中,每修改一处,罗瑞卿都要打电话给叶群再由叶去请示林彪;等叶群回电话,说林同意后才落笔。有时,一处修改需反复打多次电话,才能定稿。1月间,整个稿子修改完毕。2月2日,农历正月初一,召开全军整顿机关动员大会。在会上,罗瑞卿看到叶群,便告诉她:文件已经定稿,要送给林审批。叶群摇摇头说:“不必了。”罗瑞卿坚持要送。叶群微笑着说:“修改的地方林彪同志都已同意了,不必再走这个形式了。”最终,林彪还是过目了修改稿。

  从现有材料看,后来的定稿同第一次稿相比较,是有多处改动,其中有的是按照林彪意见删改的,有的属于文字上的修饰,由罗瑞卿提出修改意见,经林彪同意而做出重大修改的主要有以下几处:

  一、在“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后面加上:“当然,这里是指的必要的,也不能乱冲击一气。”

  二、在提出1965年任务时,罗瑞卿添加了“1965年的工作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气可鼓,不可泄。”“一切正确的东西,真正的成绩,一定要巩固,一定要发扬。一切错误的倾向和虚假的东西,就一定要克服,一定要去掉。”

  三、在军事训练时间上,把林彪提出的“要切实控制军事训练的时间”改为“一定要给军事训练必要的时间,但是,又要切实加以控制。”

  从这几处重大修改可以看出,罗瑞卿的着眼点在1965年的工作上。此时,林彪正受到毛泽东的重用,罗瑞卿如果打算明哲保身,对林彪这一“指示”可以一字不动。但是,他考虑的是军队建设,他担心贯彻林彪突出政治的“指示”后,政治会“乱冲击一气”,担心1964年军事训练成绩退下来,完不成毛泽东交代的两年普及尖子的任务。显然,罗这几处修改都是十分恰当的,把林那个“左”得出奇的“指示”往正确方向扳回了几度。但是,这些修改并不能根本改变林“指示”“左”的实质。

  还在1月8日,在军委办公会议第八次扩大会议的总结发言中,罗瑞卿讲了两个部分,讲稿第一部分的标题是“对林总的指示要有全部正确的理解”。他解释说:“所谓全面的理解,就是辩证的理解,而不是片面的理解……一方面必须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不要犯单纯军事观点和单纯技术观点的错误;另一方面又必须把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到军事训练和其他各项工作之中,使各项工作都过得硬,不要搞空头政治。”对于林彪强调“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他解释说:“对于整个工作的安排,必须把政治思想工作摆在首要位置,军事服从政治,但是,在工作时间的分配上,军事训练时间又要多于政治训练时间。”

  1月23日,在全军学习军师机关革命化经验大会上,罗瑞卿出席会议并作总结讲话;4月3日,又应解放军某部邀请,为团以上干部集训队作了题为《什么叫突出政治,如何突出政治》的讲话。这两次讲话稿的基本精神,与在军委办公会议第八次扩大会议上的一致,都讲“突出政治”必须联系具体工作。后来,罗瑞卿挨批时,叶群指使人断章取义地搞了一个《罗瑞卿同志的三次讲话摘录》,作为打击罗瑞卿的材料。

  面对罗瑞卿的“忤逆”,林彪开始考虑整掉罗瑞卿。

  因起草《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文章,又遭到林彪忌恨

  1965年8月4日,罗瑞卿到大连面见林彪,汇报为林起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情况。罗说,为了起草这篇文章,军队在三座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康生领着钓鱼台的“秀才们”又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最后将这两个班子分别起草的稿子合为一稿。罗又谈到,这一年用军队负责人名义发表的文章有三篇,林立即追问:另两篇是哪两篇,谁决定写的,用谁的名义发表。罗答:一篇是用罗的名义,题目叫《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已经在5月11日发表。还有一篇是《光明日报》的约稿,该报编辑部曾经给罗写了一封信,要求罗写一篇介绍军队三大民主的文章,罗组织人写好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的文稿后,送给周恩来审查,并建议用贺龙的名义发表。周同意。此文经贺龙审阅后,于8月1日发表。当时,林彪面无表情,但对贺、罗不知会自己就署名发文恼火异常。

  从大连回到北京后,罗瑞卿便投入紧张的工作,包括精心修改将以林彪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1965年10月25日,作战部一个副部长给林彪送去一份材料,前面有一封信,其中有这样的话:

  我觉得罗总长骄横懒散,心怀不测,值得警惕。我这个感觉,是经过6年的观察得出的。6年来,可以分为3个时期。……直到今年七八月,在参加写《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和修改罗总长9月3日的讲演稿时,我才大吃一惊,才发现他是心怀不测的人……

  在这份材料的附件中,这个副部长叙述了《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起草过程。据他说,《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党中央原决定由三座门编写组负责写的,8月5日写出了初稿,送钓鱼台讨论修改。8月11日,康生在召开会议讨论这一稿子时,“根本未把稿子拿出来,而用了一个很恶劣的手法,把这任务拉了过去”。“8月15日,他们在三座门稿子的基础上凑了一个稿子,大家看后很不满意,唯独罗总长坚持说好”。罗要求三座门在五六天内也写一篇,和钓鱼台平行作业。此二稿起草好后,经邓小平、彭真等研究,决定以钓鱼台稿作基础,吸收三座门稿中好的段落。8月25日,《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定稿。随后,三座门编写组即转而修改罗瑞卿将于9月3日首都庆祝抗战胜利20周年大会上题为《人民战胜了日本法西斯,人民也一定能够战胜美帝国主义》的讲话稿。据他说,8月27日,罗在电话中嘱咐他:修改时,“三座门给林总写的稿子,未用到林总文章中去的东西,要尽量用到他的讲稿中去”。听后,他“恍然大悟”,决定同罗“决裂”,并在编写组中传达,约定:“三座门的稿子一个字也不准用到总长的讲话稿中去。我们宁愿犯组织错误,宁愿受到任何打击,但绝不犯政治错误,决不能让罗的讲演稿超过林总的文章。”

  应该说,这个副部长选了一个林彪颇为敏感的题目:这一年5月11日,已经以罗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章,而在9月3日发表林彪署名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之后,紧接着于9月4日全文发表罗瑞卿的讲话……二比一,这已经引起了林彪的不快,然而他又不便发作,因为发表文章、讲话都是中央决定的,并非罗的个人主张。拿这件事指责罗,实在站不住脚。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副部长送来了这个“揭发”材料,自称三座门稿的水平高于钓鱼台稿,乃至只要把三座门稿中未用到林彪文章中的下脚料往罗的讲稿中一加,便会立刻使罗的讲话水平超过林彪的文章。罗之所以主张用钓鱼台的稿子,目的就是要把水平高于钓鱼台稿的三座门稿保留起来,据为己有,以便超过林彪。不言而喻,这又是一个“文字狱”!

  于是,林彪决心对罗瑞卿下手了。

  这些可怕的“文字狱”尤其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终于使罗瑞卿难逃厄运

  1965年12月,林彪向毛泽东告“黑状”,罗瑞卿在上海中央政治局会议遭到揭批。为了给罗扣上“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揭发材料搞的所谓证据纯粹是“文字狱”:

  第一条:反对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顶峰”的提法;

  第二条:在为林彪准备七千人大会讲稿时,反对说毛泽东思想中有毛主席个人的天才因素;

  ……

  诚如《罗瑞卿传》所说:“第一、第二两条是对林彪的提法提出原则性的不同意见。这些都是无可非议的,但在那荒诞的年代都成了反对毛主席的‘罪证’。”

  为了说明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揭发材料搞的所谓证据也纯粹是“文字狱”。林彪授意有关部门搞了两份材料,一份是林彪1964年12月推出的《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的“三稿对照”,另一份就是《罗瑞卿同志的三次讲话摘录》。

  在“三稿对照”前面,有一个“说明”:

  “第一次稿”是林彪同志指示的第一次稿,其中楷体字加曲线处是被罗瑞卿同志删掉的。

  “第二次稿”是1965年1月4日以军委名义发到军以上党委,后来罗瑞卿同志又收回来的那个文件。

  “第三次稿”是1月12日发到连队的最后定稿。“最后定稿”和“1月4日稿”中的黑体字是罗瑞卿同志加上去的。

  在“说明”后面,便是“三稿对照”的正文。

  林彪授意搞“三稿对照”,目的在于说明罗“篡改”了林的“指示”。“有人揭发,罗对此稿修改了有七八处之多。按揭发者的意思,似乎可以不问修改得对不对,改得越多,‘罪行’便越大”。

  看到“三稿对照”,罗立即作了两点申述。第一,“在修改时,在组织上我是合法的,不仅是有关人一起修改的,也是请示了林副主席,根据他的指示,并最后经他审查批准的”。第二,这个“第一次稿”不是真正的原稿。他说:“这个原文我没有看到过。……有些段落是一稿(可能更多一些),有些段落是4日稿,还有一两个段落是最后定稿,如游泳、文娱两段。”

  “三稿对照”之所以不把林彪原来的“指示”原封不动地作为“第一次稿”,是因为这个“指示”原文逻辑混乱,语病很多,一点不动,拿不出手。因此,对于罗瑞卿提出的修改意见,也仍然保留若干,享受原稿待遇。但是,这么一来,“第一次稿”便不成其为原稿,“对照”云云也成了一笔糊涂账。

  关于《罗瑞卿同志的三次讲话摘录》,“这三次讲话的共同的主题是对林彪的指示‘要有全面正确的理解’,也就是将林彪的指示往正确的方面理解,以力图减轻其在部队贯彻时会产生的消极作用。罗瑞卿这样做完全是从工作出发,也是为了维护林彪的形象”。但是,《三次讲话摘录》的整理者却认为,罗的这三次讲话歪曲了林彪的指示。

  总之,不管罗瑞卿出发点如何好,“三稿对照”旨在说明罗瑞卿篡改,《三次讲话摘录》旨在说明罗瑞卿“歪曲”。一个“篡改”、“一个歪曲”,总的帽子就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总”,“向林总伸手、夺权”。

  这些可怕的“文字狱”,尤其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终于使罗瑞卿难逃厄运。1966年3月18日,他不堪重负,跳楼明志,同年12月21日遭到监护;直到1973年11月20日,经毛泽东批准,他才被解除“监护”……